陳寅恪十三歲隨兄陳衡恪（師曾）游學日本，后就讀于美英法德多年，曾入哈佛大學和柏林大學，是公認的讀書種子，留學十幾年而不讀任何學位，志在史學。為了能閱讀更多的史料而掌握了十幾種語言，特別是英德法俄日等之外的梵文、巴利文、蒙文、藏文、突厥回鶻文、西夏文、吐火羅文、波斯文、佉盧文、希伯來文、印地文等鮮有人懂的文字。

　　他自己說“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，議論近乎湘鄉(xiāng)南皮之間?！辟澇伤^“中體西用”?！坝嗌傧才R川新法之新，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”，意思說自己年輕時喜歡王安石的變法，老了以后認同張之洞的保守主張。

　　陳寅恪專治中國中古史，以隋唐為主，上及魏晉南北朝，下達兩宋，他認為文化“不能不有所依托，以為具體表現(xiàn)之用，其所依托以表現(xiàn)者，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，而經(jīng)濟制度尤其重要者?！薄端逄浦贫葴Y源略論稿》、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》、《元白詩箋證稿》是他的三部史學專著，也是中古史研究的必讀書。對思想史和學術(shù)史他著墨不多，但見解獨特，對韓愈的看法就是一例，陳寅恪認為韓愈《原道》為“吾國文化史中最有關(guān)系之文字”，韓愈為唐代文化學術(shù)史上“承先啟后，轉(zhuǎn)舊為新，關(guān)捩點之人物”。他還認為古文運動興起，帶動了唐代小說（傳奇）之蓬勃。正統(tǒng)當中也蘊含著真知識和真信仰，陳寅恪視韓愈為宋明理學的先導(dǎo)，新儒學的開山。他對于宋代的文明極為推崇，認為“華夏民族之文化，歷數(shù)千載之演進，造極于趙宋之世，后漸衰微，終必復(fù)振。”“雖然，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，晚撰五代史記，作義兒馮道諸傳，貶斥勢利，尊崇氣節(jié)，遂一匡五代之澆漓，返之淳正。故天水一朝之文化，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。孰謂空文于治道學術(shù)無裨益耶？”日本的宮崎市定將宋代視作中國的文藝復(fù)興，與中國印刷術(shù)在宋代的普及密不可分。

　　“吾中國文化之定義，具于《白虎通》三綱六紀之說，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，猶希臘柏拉圖之Idea者?！标愐≌J為王國維所殉之道，正是此一文化理念。在《清華大學王觀堂紀念碑銘》中說，“士之讀書治學，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發(fā)揚。思想而不自由，毋寧死耳。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，夫豈庸鄙之敢望?！痹陉愐】磥?，自由思想、獨立精神，在根本上與中國文化的理想境界并不矛盾。

　　作為同光詩壇領(lǐng)袖陳散原之子，陳寅恪的古詩創(chuàng)作持續(xù)其一生，惜留存甚少。他未嘗以詩人自居，每每以作詩記錄其生平之事?！懊浇饏T非吾事，留得詩篇自紀年?！薄扒镉忻鏆埜澹d無端詠舊題?！薄皽I眼已枯心已碎，莫將文字負他生?！薄捌缴鶎W供埋骨，晚歲為詩欠砍頭?！标愐〉脑娭校粌H使用大量“古典”，也暗藏不可勝數(shù)的“今典”，“涕泣對牛衣，卌載都成斷腸史；廢殘難豹隱，九泉稍待眼枯人?！边@是他晚年身處絕境，寫給夫人的一幅聯(lián)語。

　　《紅樓夢》是近代三百年間中國人以漢語鑄就的最偉大作品之一，同樣八十萬言的《柳如是別傳》也許是另一部《紅樓夢》。

　　明末清初詩人錢謙益生前曾希望“得一明眼人”注其詩，方能“發(fā)皇心曲”。他未能料想三百年后失明的學者，耗費十年鉤沉其姻緣，著就奇書，這也算是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交往的奇跡，是文本的增殖。個人的閱讀活動永遠在溝通文字世界與非文字世界，而一切始于閱讀活動的創(chuàng)作，不僅改變著投身其中的人，也一次又一次地擴大了文字世界的疆域。 （二十三）